世界需要合理的药物结构满足医疗需求，从世界“创新药—仿制药—非处方药—特殊药”结构格局来看，仿制药是世界需求的主体，创新药是企业发展的主题。

■刘昌孝

国家药品安全是体现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的战略问题之一，也是保障社会稳定、防病治病、疫情需求、战备需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生命质量的民生问题，更是关系国家、政府和企业安全的政治问题。

世界需要合理的药物结构满足医疗需求，从世界“创新药—仿制药—非处方药—特殊药”结构格局来看，仿制药是世界需求的主体，创新药是企业发展的主题。

各国民生用药的基本发展战略

仿制药是各国民生的基本用药的基础。美国有不少于3000家药物创新研发、处方药物和非处方药物生产企业，其中只有不足100家的企业有能力做创新药，其他均是仿制药和非处方药企业。

美国国内医疗使用的95%也是仿制药，处方药中86%以上是仿制药，2017年仿制药为美国节省医药费用2530亿美元，2018年为2610亿美元。美国企业申报的药物中95%以上也是仿制药，批准的创新药还不足5%，世界首次批准的原创新药更少。

日本的1600家制药企业中，只有前50家的大企业能做创新药，后面1500多家企业都在扎实做仿制药，以减少国家诊疗费用支出，满足百姓需求，仿制药对日本医药产业发展影响深远。

与国外相比，中国4000多家中西医药企业中，化学药和生物药企不足2000家。有做创新药能力的企业只有寥寥几十家。中国药企能让其制剂产品走向世界的药企还不足一百家。

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共批准仿制药817个，暂定批准184个，共计1001个，比2017年的1027个略少一些。而中国药企获批的仿制药和暂定批准分别是80个和20个，共有100个，占美国批准数量的10%，也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2018年仿制药获批情况乐观，中国有24家药企有产品入围。2018年，中国药企获得FDA批准的仿制药再创佳绩，同2017年批准的48个相比增长122%。

我国药企在FDA获批的100个仿制药申请，共计78个活性成分（API），来自24家中国药企。一些国际化先行企业依然在列，如华海、人福、齐鲁等；可喜的是，2018年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东阳光、以岭、天津天药、博雅欣和等企业。其中东阳光2018年表现特别亮眼，上半年获批4个，下半年获批11个，总计15个，荣获仿制药批准数量榜首，其中3个为暂定批准。

FDA的暂时批准意味由于专利权、独占权的原因无法在美国上市，但它符合用于在美国上市的FDA质量、安全和有效性标准。部分品种最初获得FDA的暂定批准，后由于专利权、独占权符合要求正式获得批准。

我国自2015年正式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以来，发布过一系列文件和指南等技术要求，还为确定参比制剂作了很多调研。根据我国CDE规定，我国企业在FDA获批的这类申请也同在我国通过一致性评价，这种双向发展仿制药模式实际也为我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提速增添了力量。

挑战专利，防止垄断

1984年美国Waxman-Hatch法案（也称《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获得通过，仿制药的研发和申请流程被简化。美国首先是仿制药的受益者，成为世界真正的仿制药大国，其仿制药占世界40%的市场。根据该法案，仿制药只需要提供简化新药申请（ANDA），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和文献数据来代替安全有效性试验，开发成本和开始周期大幅降低。

与此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了“Bolar例外条款”，允许仿制药厂家在原研专利期内开展研发、申报和生物等效性试验，鼓励仿制药厂家挑战原研的专利，对首仿药给予180天的市场独占期。该法案的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原研厂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仿制药行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度仿制药占世界市场的20%。印度前6位的企业为仿制药主体，生产2000多亿片制剂销往世界。以色列Teva（梯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公司，拥有员工5万多名。2017年销售额224亿美元，在全球制药企业销售额排行榜里，位列第11。梯瓦的发展模式整体上非常成功，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利用Waxman-Hatch法案，通过挑战专利，打破仿制药竞争压力，提高自己的产品覆盖范围，来增加自己的产品数量。到2017年底，梯瓦的仿制药已经销往全球各地，销售额达122亿美元，成为全球处方量最大的药企。

在日本，2002年开始向医疗机构推动使用仿制药，引进激励机制，激励医生、药房和患者使用仿制药。到2017年仿制药替代率达到65%以上，到2018年达到80%。日本仿制药企业的集中度也显著提高，由1975年近1000家，到2016年集中到近200家（含OTC制药）。日本排名前三位的仿制药企业（Sawai、Nichi-Iko、Towa）分别生产仿制药1028个、765个和738个品种，共计2500多种。企业重视仿制药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最高达到销售额的9%，政府鼓励仿制药向外扩展国际市场。

改革促进我国发展仿制药

在进入“4+7”时代后，各类药物的招标采购，不论是集中采购，还是不同形式的省级联盟、医院联盟代量采购，降低仿制药的价格是一种基本走势。加上我国多年对过专利期的仿制进展不力和商业上给予外企产品的“原研药”待遇的影响，从不同利益出发，不利于仿制药的真正替代的实施。

根据美国、日本、以色列和印度鼓励仿制药发展的优势，在我国“4+7”时代，对于发展仿制药需要重视仿制药发展的低价和规模的关系、重视持续不断有新仿制药品种的研发贮备、重视高附加值仿制药开发、重视考托国外市场，还要重视制造技术的提高降低生产成本，也要重视必要的营销策略和学术推广工作。

在仿制药研发管理上，我国监管制度上申请、审批速度慢不利于仿制药发展。2015年“7·22”文件后，出现大量仿制药产品因临床数据可信性而自动放弃开发，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和时间损失。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健康人的生物等效性研究由企业临床部门组织实施，无须在临床医院进行的管理办法，在我国管理上也行不通。

由于医疗临床资源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临床试验市场需求，迫使我国企业到外国开展生物等效性试验，首先在欧美通过ANAD，获得仿制药批件，然后以此批件返回国内申请，达到双向获准的目的。

由于规范要求、医院资源、参比制剂等原因，到2018年底，289个基本药物的等效性实验完成品种不足三分之一。我国仿制药最多获批3家，与美国不少于3家的管理不同也是我国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也不利于抵御由于原料价格差异、生产不测因素对产品供应变化。

《中国科学报》 (2019-02-25 第6版 医药健康)